或許不是武斷，桃花這一主題物象在周春芽的手中已被演繹得“題無剩義”。正如神駿之于韓干，墨梅之于王冕，睡蓮之于莫奈，一個物象，一種情景，一個主題，其含義和引申，被一人占斷獨享，是謂獨擅勝場。“從此春風春雨后，亂隨流水向天涯。”桃花等待了一千年，在一個明媚的早春，將靈感一股腦兒的傾倒向周春芽，在他的筆下噴礴而出，縱情綻放。 　　這是我辭去《藝術(shù)當代》編輯工作后第一次為朋友提筆寫東西。文字這東西對于畫畫的來說，乍見生歡，久處則厭。對于一個畫家，文字與繪畫不可兼得，關(guān)閉文字通道，才能增加直覺的壓強，才足以保證直覺通道的敏感與暢通。繪畫確實是最不饒舌的藝術(shù)，這是它顯著的優(yōu)點。對于周春芽來說，更是如此。
　　這篇文章就當是我與春芽關(guān)于桃花的交流的一點痕跡。我從來都沒有達到一個理論家的要求，更喜歡與藝術(shù)家在直覺層面的交流，當然更期待一種默契的心領(lǐng)神會。對于繪畫，最值得珍惜的就是視覺經(jīng)驗和感性的東西，而非理論的概括和質(zhì)對。畢竟，生命之樹常青，而理論是灰色的。盡管有人說哲學是藝術(shù)的靈魂，然而我認為，好作品往往是在靈魂出竅的時候誕生的，可能這正是哲學家大多不會畫畫的根本原因。
　　第一次跟春芽見面是2002年，在湖北美術(shù)學院展覽館的草坪上，一晃就是十六年了！我，“心情其實過中年”，而春芽，卻仍然是，“春色滿園關(guān)不住”。這十來年，都是春芽急急忙忙的帶來春天的消息：“喂，桃花開了，我們走起！”要么是直撲揚州，要么奔向蘇州或無錫，要么輾轉(zhuǎn)流連于上海的郊外。
　　這些年，我們的足跡基本印遍了江南江北桃花的名區(qū)。春芽是選擇性健忘的人，但對桃花場景卻有著驚人的記憶力和辨識力。只要是曾經(jīng)去過的地方，給他看一眼照片，就看幾棵樹干及坡地的大致情形，他便可以明確地指認出是哪兒的風景。當然，那些曼妙生姿的枝條和花叢，更是儲存在他腦海里——已經(jīng)恒久的錨定為他的春天的時空坐標。
　　“花氣薰人欲破禪，心情其實過中年。春來詩思何所似，八節(jié)灘頭上水船。”山谷這詩確實是寫進了心坎。在直面春色漸漸需要勇氣的年齡，得感謝春芽，每年，都是被他拖出去，面對春天的花兒和陽光——面對這兩樣讓人銷魂的事物。在當代藝術(shù)界漂浮近二十年，每年的春天，桃花開候，因為春芽，似乎我們便有了一個期盼和走向春天的理由，多了一個歡聚的節(jié)日。我們一起追趕著春天的腳步，追逐著想象中的畫面，曾在兩三天的時間內(nèi)，從上海奔向紹興，從紹興折向蘇州，從蘇州趕往揚州，從揚州繞至無錫。一年的等待，數(shù)日的陰晴風雨，春天的臉色變幻莫測，春天的節(jié)奏捉摸不定，而春天的腳步，更是深情而無情。每一朵盛開的桃花，映入眼簾，都是造物與靈感的風云際會，是生命的奢華和榮耀，是詩人幽靈的疊影，熠熠生輝，耀人眼眸。
　　與春芽一起為桃花而狂奔過，也更理解那閃耀、眩目的色彩，那生撲直取，甚至暴烈的色彩，沒有迂回的酸文假醋，痛快淋漓，直指人心。那刺激張揚的色彩，從未曾在曖昧的東方出現(xiàn)過，而又鮮活地證明——那是內(nèi)向的文人向來渴望而又不敢正視的內(nèi)心的底色。這底色被他天真而任性的摟底朝天，翻倒而出：桃花撲面飛來，一張張風情萬種的臉龐，“整整韶華，染上春風鬢”。
　　我見證了春芽桃花系列的完整歷程。記得2005年的春天，我和兩位朋友一起去成都老藍頂?shù)拇貉抗ぷ魇野菰L他。一進門，兩幅巨大的作品映入眼簾：那是第一次看見春芽的桃花作品，而那兩幅作品也是他最早的兩幅桃花風景。在綠潮翻滾的風景中，妖冶如火的桃枝在肆意地燃燒、涌動，抽打、攪動的筆觸，噴發(fā)出一種近乎暴力的情緒，暗示著一種躁動的變端。繼“綠狗”、“紅人”之后，春芽又為我們帶來了意外的驚喜，點化出一個紅綠交織、絢爛奪目的奇觀，一個神奇的春天。
　　我至今仍然欣賞春芽自2005年至2007年創(chuàng)作的并在北京今日美術(shù)館“花間記”展覽展出的那批作品。這批作品中，尚有部分實驗性極強的，筆觸闊大，行筆迅疾，以類似中國畫中鋒旋絞的行筆節(jié)奏將桃花提煉、拆解，轉(zhuǎn)化為節(jié)奏鮮明的書寫筆觸。行筆猛烈、生辣，結(jié)構(gòu)簡廓而緊密，彈性的書寫線跡與刺激、張揚的色彩形成矛盾的同構(gòu)。這批作品基本奠定了他后來十余年的致力方向：將書寫性語言與色彩表現(xiàn)結(jié)成完美的匹配，達成一種斯文與暴力的同構(gòu)，回旋于兩極之間，相反相成。
　　春芽自90年代中期以來，就專注于自我色譜的建立，甚至在材料品牌上都近乎挑剔。從綠狗到紅人，他建立起了性格鮮明的自我色譜，色彩譜系與主題趣向達成了完美的同構(gòu)，修辭深隱的策略，扎實而穩(wěn)健。在桃花系列中，他順水推舟地用這個自我色譜去匹配自然景觀，實現(xiàn)了色彩表現(xiàn)的自律。春芽的色彩是一種與書寫的力量和速度高效匹配的動態(tài)語言，強化了對比甚至沖突感，色彩刺激、助推著書寫的節(jié)奏，動蕩的色感與強烈的表現(xiàn)欲望交相暢發(fā)，色彩與線跡互為依托，動態(tài)的書寫為色彩找到了新的修辭方向。
　　春芽對傳統(tǒng)文人書寫語言的吸收和轉(zhuǎn)化顯然秀出同儕。他并非單向的、被動的將傳統(tǒng)形態(tài)做媒材的遷移，或僅僅津津有味的玩味某種趣味性的形跡，而是在語言和修辭上進行深層次的整合和轉(zhuǎn)化。他將文人畫的書寫與色彩結(jié)合作為主要的致力方向，將重構(gòu)傳統(tǒng)文人筆法當作了研究的興趣點。春芽明白，書寫語言的精髓不是精確，而在于彈性，不在明白處，而是在看似糊涂的地方下夠功夫——但他所希求的不是偶然的肌理趣味，相反，是“拳拳到肉，刀刀見血”地以擲地有聲的節(jié)奏書寫出來的絢爛和神秘。以柔致剛，以簡馭繁，以輕薄而致厚重，春芽自覺地歸納出這些最為核心的反向修辭策略，明修棧道，暗度陳倉，巧妙地將中國傳統(tǒng)文人畫細膩、敏感、神秘的趣味特征糅和進了全新的表現(xiàn)形式之中。
　　周春芽的可貴，不是承襲了某種傳統(tǒng)的圖式趣味，相反，他的成就筑基于對傳統(tǒng)審美原則的突破和超越。他更關(guān)注的是古老的筆墨形態(tài)朝向今天的開放和延伸。居高臨下，借題發(fā)揮，“歷塊過都見爾曹”，從溫情脈脈的傳統(tǒng)主義者頭頂飛躍而過——陳舊的傳統(tǒng)圖式經(jīng)過他的轉(zhuǎn)化，放射出令人驚異的新生活力。在他的筆下，桃花化身千萬。他深諳文人筆墨的妙處，他不是塑造體積和空間，而是以微妙的筆觸和節(jié)奏來暗示性地轉(zhuǎn)譯空間和結(jié)構(gòu)，輕松抵達“不似之似”的妙境。春芽特別注重對物象的經(jīng)營和剪裁，畫面造境超越了客觀實在感，強化了象征意味。當然，他筆下的桃花本來就是一種托喻，或可以說是一種象征，是與情欲聯(lián)系緊密的主題，是深深沉迷后的渲泄。
　　我一直深信不疑，春芽所有的主題、形象和色彩，都是第一人稱，帶有強烈的自傳性質(zhì)，流露出一種近乎本能的貼切語感：敏感的內(nèi)心，任性的想象，表現(xiàn)欲下意識地、貼切地轉(zhuǎn)化為強勁的表現(xiàn)力，這或許正是“天真”的第一義。
　　近年來，春芽頻頻出動，一旦知道哪家博物館推出重要的古代書畫展，馬上輕裝奔赴。他不僅細心觀摹博物館歷史名作，還頻頻朝圣，虔誠的探訪那些歷史劇跡的誕生之地，甚至較真的考證它們的來龍去脈。作為中國畫科班出身的我，也不得不嘆服于他的興致和執(zhí)著。黃公望、王蒙、徐渭、董其昌、髡殘、八大、龔賢、石濤，這些閃光的名字激發(fā)出了他更加旺盛的表現(xiàn)沖動。
　　三十多年前，機緣巧合，一曲《塞上曲》喚醒了春芽的文化歸屬感——1986年，他在游歷歐洲以后，竟然發(fā)現(xiàn)，正是古老的中國書寫傳統(tǒng)給予了他靈感和自信；三十年后，他讓人?異地在江南找到了回家般的歸屬感，今年秋天，舉家遷居到了上海。我曾設(shè)想，或許是他母親給予他的江南基因，讓他成為了回流大海的魚。這讓我不禁想起了黃山谷那詩：凌云一笑見桃花，三十年中始到家。從此春風春雨后，亂隨流水到天涯。細細品味這詩，拍案驚奇，此詩似乎是山谷千年前為春芽度身之制，竟然如此服帖，如此契合。
　　或許不是武斷，桃花這一主題物象在周春芽的手中已被演繹得“題無剩義”。正如神駿之于韓干，墨梅之于王冕，睡蓮之于莫奈，一個物象，一種情景，一個主題，其含義和引申，被一人占斷獨享，是謂獨擅勝場。“從此春風春雨后，亂隨流水向天涯。”桃花等待了一千年，在一個明媚的早春，將靈感一股腦兒的傾倒向周春芽，在他的筆下噴礴而出，縱情綻放。
　　2018年12月10日夜于上海